与之相应的，有一个问题被人们广泛讨论：大学生当月嫂到底值不值？
今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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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已经“放开二孩儿”的政策，“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发现：有将近五分之一（19.46%）的家庭认为，孩子的意愿决定是否生于二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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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英的爱人兰常照是北京市民航医院的儿科医生，自从有了二宝兰熙以后，他就主动放弃了各种应酬和社交，开始了家和单位两点一线的幸福生活。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近年来，舆论总爱讨论大学生当月嫂值不值这类话题，是一个伪命题。这种讨论还颇热烈，有意无意间给学校和学生这样的感觉：从事家政是低端的，也是没面子的。这种观点很令人不解。每个人在职业生涯中，都可自由选择新的职业，而不能把职业分为高低贵贱，如果一个人立志于成为一流的月嫂，这和做一流科学家，是一样伟大的理想。
黄益斌：如果二宝上幼儿园了，完全是双倍，乘以二，一年算一下，大概25万左右。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王忠告诉记者，之所以疤痕子宫生育二孩面临这么的危险，是因为现在还没有仪器能够准确的检查出子宫壁的厚度，因此谁都不能判定疤痕子宫再生育的危险系数有多大？何时会发生危险？而且像吕锡静这样超过40岁的高龄产妇又占到了相当的比例。
张亚英还给我们预算了一下兰熙3岁以后的支出，幼儿园一年9.6万元，育儿嫂一年8.4万元，孩子喝的进口水每年约2万元，保健备用药每年近千元，游乐场所每年2千元，保险费每年11万元，儿童用品、玩具、衣服、图书等每年至少1万元，除此之外为了增加外出活动的机会，还需要再请一位司机年薪也至少4到5万，这些费用合计每年在37万元左右，4年下来就是148万元。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老年与妇幼健康服务处处长郗淑艳告诉我们，根据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统计，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2016年1月到12月，北京市的分娩量达到了28万，比2015年提高了百分之62.51%，其中有37%是二孩，最大的二孩妈妈是54岁。
“当时决定做月嫂的时候，也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担心做月嫂会被人看不起，也担心受不了累。”除了丈夫，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都不支持，黄利娴还是顶着压力，去报名参加了月嫂培训班。2014年，在培训学校培训了两个多月后，黄利娴的职业月嫂生涯正式开始了。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王忠：整个二孩政策开放以后，没有特殊的投入，所有的压力都压到医护人员们头上去了，我院去年接生了21600多，我就这一家医院250张床，现在的床位，包括去年，满走廊都是病人，本来应该我6个医生应该管45个病人，现在搞到80多个病人去了，工作量增加了，人还是这么多人，医护人员都处在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没有哪一个医生，下了班能走的。
张亚英说，高龄生育后精力不足，家中事多，人少是最现实的问题，因为双方父母的年龄都已超过80岁，根本不可能帮忙照顾二宝，所以她们只能花钱请育儿嫂和保姆来帮忙。
这样算下来，从怀孕到二宝兰熙7岁幼儿园毕业，张亚英一家需要付出的费用大约是260万元，而这还是在车子、房子都已经提前解决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解决，至少还要多付出一百多万元。
中国青年报（ID：zqbcyol）发现，近年来，家政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一直占据各大就业排行榜的前列，而网上家政服务人才“月薪过万却千金难求”的报道更是屡见不鲜。
据新华日报此前报道，早在2011年，教育部就批准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设立家政学专业本科，允许招收120名本科生，然而3年过去了却还没招到一名学生。
黄益斌和妻子都已年过40岁，他们告诉记者，在这个年龄段要二孩，一方面是因为儿子很想要个妹妹，更重要的是家里经济能力能够承担得起。
2002年，黄利娴从中山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毕业后，自己当起了老板，经营皮具生意。2012年，黄利娴与家人一起去贵州的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在某个急转弯处，他们的车冲入了水塘中。在死神来临前的一瞬间，黄利娴费尽全身力气才将车门打开，把自己的孩子救了出来。“从水里活着出来的那一刻，我跪在地上，深刻地感受到了妈妈对孩子的爱，也感受到了健康是多么重要。而新生婴儿最脆弱，我当时就萌生了从事照顾宝宝的职业的念头。”她说，车祸之后不久，不仅生意不断滑坡，而且没能成功转行，于是她就产生了转行月嫂的想法。
夫妻俩前年就又买了一套靠近上海市中心的学区房，解除了两个孩子的长远之忧。
